外篇 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也许明眼人早看出来了，《飞云》中那位特立独行的何竞我，身上有明朝狂儒何心隐的影子。
而《飞云》中与锦衣卫和蒙古势力抗衡的聚合堂，在明朝真的出现过——只不过那个聚合堂不是江湖组织，但是同样鼎鼎大名，有人说那是在中国明朝出现的一次“乌托邦”实验。创办那个聚合堂的，就是何心隐——明朝历史上有名的狂儒。这一点跟小说中何竞我的设定一样。
儒学在明朝出现了天翻地覆的新变化，那就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奇才、圣人，一个在儒学、修养、政治和军事上都书写了无数传奇的大人物。关于他的传奇太多太多，这里就不多罗嗦了。王阳明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创办“泰州学派”的王艮，主张良知现成自在，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因学说简便易行，又以启发市井智愚为职志，无论士子官僚，还是贩夫走卒，一律接引开导，因此“泰州学派”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形成了极具平民色彩的风格。泰州学派传入江西后，出现了以颜钧、何心隐、徐樾、罗汝芳等为代表、倡扬自然人性论、危言放行的“狂禅派”。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说：“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泰州学派，是一次中国文化和思想上的狂荡迸发，而何心隐则以其激情奔放的一生为泰州学派增添了颇为浓烈的重彩。晚明思想史上的战士李贽，就极其推崇何心隐，称之为圣人（见顾宪成小心斋劄记）。“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幼时颖异拔群，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嘉靖二十五年举郡试第一。第二年，何心隐“及闻王心斋先生良知之学，竟芥视子衿，乃慨然曰：道在兹矣。遂师颜山农”。
何心隐特立独行之处，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他敢于向权贵挑战，甚至设计搞掉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权臣严嵩！
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说，当时何心隐与一个名叫蓝道行的乩师，利用嘉靖相信乩术的弱点，给严嵩布了个局。他们先是测知了严嵩将在某日给嘉靖皇帝进言，便事先由蓝道行利用乩神降语，对嘉靖皇帝说，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皇帝正在疑惑，严嵩的揭贴已经送到。由此，严嵩受到嘉靖怀疑，最终在御史邹应龙的奏劾下被罢了官——关于这一点，在《飞云惊澜录》的尾声中，通过对话，将“何竞我”的这一构想略略做了一个铺叙，当然更多的东西是无法细说的了。[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何心隐还有一个著名的藐视权贵的例子，就是在他见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张居正时，轻蔑地问张是否知道大学之道。由此招致张之嫉恨。
在思想上，他认为人们对声、色、美味、享乐的向往和追求是出乎自然、正当合理的，应当尊重人们的人性要求。因此他提出“育欲”之说，主张“乘乎其欲”。这也是对宋明理学灭欲论的一个直接反动。当时对社会冲击最大的，是他对“五伦”的重新定位。“五伦”为“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是古代中国社会必须遵守的人伦关系。李贽评何心隐：“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也就是五伦之中，他独重“朋友”这一关系。
《飞云惊澜录》中有这样的话：袁青山将脸一端，那一张国字脸就更显得肃穆异常：“家师常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朋友之间的仁义交往，否则便与禽兽无异。五伦之中除了师友之外，其他的四伦或匹、或昵、或凌、或援，皆不合理。所以聚合堂中除了师尊，人人都是亲如兄弟。”
唤晴听袁青山这么一说，忍不住吐了一下舌头，暗道：“人伦有五，这位聚合堂主竟舍其四，这等特立独行只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这样的描写，也算是对先贤的一种致敬吧！
何心隐的学说和行为，自然大大触动了当时的昏聩的明朝政府。地方衙门以何心隐聚徒讲学触犯禁令为由，对他进行缉捕。何心隐只得四处逃逸，但他以“负罪之身”仍“不思悔改”，继续同朝廷对抗。万历7年（1576年），张居正借皇帝诏，欲毁天下书院。何心隐不服，写了《原学原讲》一文，提出“必学必讲”，“必不得不学不讲”，公开反对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命令。
面对张居正的高压政治，何心隐的异端脾气发作，准备再一次“掀翻天地”、“赤手搏龙蛇”，以对付严嵩的办法，设计除掉张居正。由此进一步获罪朝廷，终于在同年被捕于南安，后押解武昌，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一代奇人，最终死于狱中。
何心隐创建聚合堂，还是在他的早年。当然，他办的聚合堂肯定不是江湖组织——虽然据史料记载，这位何心隐跟所谓“纯阳道法”的民间反朝廷秘密组织有点联系。
当年他从颜钧学习之后，就回到家乡，按照自己的理想设置了“聚合堂”。这个“聚和堂”是一个以宗族为单位，既管教化，又管经济的社会基层组织。“聚和堂”的重要内容，是进行全族义务教育。全族子弟不分长幼远近，住在一起，伙食统一，在完全平等的集体生活中接受教育，以求“相亲相爱”、“务除杂念”。同时，“聚和堂”捐千金，创义团，储公廪（仓库），在合族内部对鳏寡孤独实行集体救济，对婚丧祭祀赋役的费用，“一切通其有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据说，这是一个中国化的乌托邦！
虽然何心隐早年致力的宗族建设颇有成效，“数年之间，几一方三代矣”。但是后来，心雄天下的何堂主终于放弃了这个江西永丰大族富有之家，试图通过道友、同志的凝聚来实现其政治社会理想，所谓“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
于是他踏上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茫茫不归路，一边进行着他理想中的教育，一边进行他蔑视权贵的行迹，最终于63岁时惨遭杖刑而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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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飞云》中与锦衣卫和蒙古势力抗衡的聚合堂，在明朝真的出现过——只不过那个聚合堂不是江湖组织，但是同样鼎鼎大名，有人说那是在中国明朝出现的一次“乌托邦”实验。创办那个聚合堂的，就是何心隐——明朝历史上有名的狂儒。这一点跟小说中何竞我的设定一样。
儒学在明朝出现了天翻地覆的新变化，那就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奇才、圣人，一个在儒学、修养、政治和军事上都书写了无数传奇的大人物。关于他的传奇太多太多，这里就不多罗嗦了。王阳明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创办“泰州学派”的王艮，主张良知现成自在，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因学说简便易行，又以启发市井智愚为职志，无论士子官僚，还是贩夫走卒，一律接引开导，因此“泰州学派”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形成了极具平民色彩的风格。泰州学派传入江西后，出现了以颜钧、何心隐、徐樾、罗汝芳等为代表、倡扬自然人性论、危言放行的“狂禅派”。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说：“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泰州学派，是一次中国文化和思想上的狂荡迸发，而何心隐则以其激情奔放的一生为泰州学派增添了颇为浓烈的重彩。晚明思想史上的战士李贽，就极其推崇何心隐，称之为圣人（见顾宪成小心斋劄记）。“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幼时颖异拔群，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嘉靖二十五年举郡试第一。第二年，何心隐“及闻王心斋先生良知之学，竟芥视子衿，乃慨然曰：道在兹矣。遂师颜山农”。
何心隐特立独行之处，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他敢于向权贵挑战，甚至设计搞掉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权臣严嵩！
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说，当时何心隐与一个名叫蓝道行的乩师，利用嘉靖相信乩术的弱点，给严嵩布了个局。他们先是测知了严嵩将在某日给嘉靖皇帝进言，便事先由蓝道行利用乩神降语，对嘉靖皇帝说，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皇帝正在疑惑，严嵩的揭贴已经送到。由此，严嵩受到嘉靖怀疑，最终在御史邹应龙的奏劾下被罢了官——关于这一点，在《飞云惊澜录》的尾声中，通过对话，将“何竞我”的这一构想略略做了一个铺叙，当然更多的东西是无法细说的了。[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何心隐还有一个著名的藐视权贵的例子，就是在他见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张居正时，轻蔑地问张是否知道大学之道。由此招致张之嫉恨。
在思想上，他认为人们对声、色、美味、享乐的向往和追求是出乎自然、正当合理的，应当尊重人们的人性要求。因此他提出“育欲”之说，主张“乘乎其欲”。这也是对宋明理学灭欲论的一个直接反动。当时对社会冲击最大的，是他对“五伦”的重新定位。“五伦”为“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是古代中国社会必须遵守的人伦关系。李贽评何心隐：“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也就是五伦之中，他独重“朋友”这一关系。
《飞云惊澜录》中有这样的话：袁青山将脸一端，那一张国字脸就更显得肃穆异常：“家师常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朋友之间的仁义交往，否则便与禽兽无异。五伦之中除了师友之外，其他的四伦或匹、或昵、或凌、或援，皆不合理。所以聚合堂中除了师尊，人人都是亲如兄弟。”
唤晴听袁青山这么一说，忍不住吐了一下舌头，暗道：“人伦有五，这位聚合堂主竟舍其四，这等特立独行只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这样的描写，也算是对先贤的一种致敬吧！
何心隐的学说和行为，自然大大触动了当时的昏聩的明朝政府。地方衙门以何心隐聚徒讲学触犯禁令为由，对他进行缉捕。何心隐只得四处逃逸，但他以“负罪之身”仍“不思悔改”，继续同朝廷对抗。万历7年（1576年），张居正借皇帝诏，欲毁天下书院。何心隐不服，写了《原学原讲》一文，提出“必学必讲”，“必不得不学不讲”，公开反对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命令。
面对张居正的高压政治，何心隐的异端脾气发作，准备再一次“掀翻天地”、“赤手搏龙蛇”，以对付严嵩的办法，设计除掉张居正。由此进一步获罪朝廷，终于在同年被捕于南安，后押解武昌，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一代奇人，最终死于狱中。
何心隐创建聚合堂，还是在他的早年。当然，他办的聚合堂肯定不是江湖组织——虽然据史料记载，这位何心隐跟所谓“纯阳道法”的民间反朝廷秘密组织有点联系。
当年他从颜钧学习之后，就回到家乡，按照自己的理想设置了“聚合堂”。这个“聚和堂”是一个以宗族为单位，既管教化，又管经济的社会基层组织。“聚和堂”的重要内容，是进行全族义务教育。全族子弟不分长幼远近，住在一起，伙食统一，在完全平等的集体生活中接受教育，以求“相亲相爱”、“务除杂念”。同时，“聚和堂”捐千金，创义团，储公廪（仓库），在合族内部对鳏寡孤独实行集体救济，对婚丧祭祀赋役的费用，“一切通其有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飞云惊澜录]首发外篇明朝真的有个聚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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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何心隐早年致力的宗族建设颇有成效，“数年之间，几一方三代矣”。但是后来，心雄天下的何堂主终于放弃了这个江西永丰大族富有之家，试图通过道友、同志的凝聚来实现其政治社会理想，所谓“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
于是他踏上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茫茫不归路，一边进行着他理想中的教育，一边进行他蔑视权贵的行迹，最终于63岁时惨遭杖刑而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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