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改革三十年回首1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至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30年。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伏跌宕，精彩纷呈，充满戏剧性。其中有成就，有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比较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两大改革的鸿篇巨制，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卓著，耀眼夺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步履蹒跚，充满曲折，至今似乎仍然不得要领。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愈益冷静，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话语甚至思考中消失了。不过，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到相当的深度，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落后对整个改革造成了拖累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亟待着手进行并且还需加紧进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凸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社会系统是由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构成的。不同的社会系统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制度体系的性质与功能不同。从广义上讲，每一个特定的制度体系（社会形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相互间应该是协调的，作用应该是相互促成和互补的，互动应该是良性的。制度间的协调性和良性互动出自于制度的对称性。在制度对称的状态下，社会处于“全制度要素”治理状态，各项具体制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效用放大，此即所谓的“良治”状态。反之，在制度不对称的状态下，各种制度互相耗损，效用彼此抵消，社会治理就会出现混乱。社会是统一有机体，各个制度领域之间密切相关，如果这种相关是对称的，社会发展就是良性的。社会各个制度领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可能出现不对称现象。如果不对称出现，则发展就是不良的。不同的制度从对称到不对称再到对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迄今为止，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制度，这两大基本制度客观上必须是要有对称性的。这种对称性——人们一般称为“适应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对称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讲的制度的对称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新的经济基础起阻碍乃至消蚀作用。就目前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中国经济与政治这两大基本制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在制度对称规律的作用下，必将出现经济制度的逆向调节，以适应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要求。邓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警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的。
政治体制改革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客观地提出，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顺之则昌，不顺则必不昌。随着****的召开，春江又到水暖时，政治体制改革又将会有所动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为将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康积极地向前推进，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一番回顾、总结与思考，很有必要。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启动期，时间大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
这一阶段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邓老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一般认为，这个讲话应该被看作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老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也没有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概念，但讲话的内容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随着以邓老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形成，中国**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重新恢复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体现了这个党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预示着这个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9年，邓老在规划我国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时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2]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完善，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
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邓老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
这篇讲话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是：
1．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邓老在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在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2．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党和国家工作出现错误的根本原因。讲话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特殊时期’的十年浩劫。”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必要，也很紧迫。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5]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4．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认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老认为主要是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二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三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四是解决好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问题。此外，邓老还强调，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要特别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因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邓老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规定了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1年的全国县级直接选举；1982年的国家政府机构大规模的精简；1982年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设立顾问委员会；1982年颁布新《宪法》；1983－1984年对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改革，政社分开，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等。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时期，时间大约是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快的速度。1984年**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日益深化，国家政治体制已明显地与整个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形成对改革的阻碍。国际方面，苏联、东欧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且一开始就动作很大，来势很猛。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促动下，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
1986年这一年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同时设立了工作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1986年，邓老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老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7]他还讲：“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8]“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十三大勾画了改革蓝图，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对象、原则、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等内容作了全面阐述。
**十三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思想是：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大会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2．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大会规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律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3．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大会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只能遵循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科学地设计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大会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消除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只有坚持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
**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这表明，**领导人已经充分估计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迈出了基层民主实践的一大步；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并开始起草《国家公务员条例》，同时开始进行党政分开的尝试；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使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加强人大立法权与监督权、改进选举制度、建立社会协商与对话机制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这一时期，在**中央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时学术界、宣传理论界探讨、研究、宣传的最热点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宣传辅导材料如隆冬的雪花一般，铺天盖地飞来，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的热情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三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期，时间大约是从1989下半年到1996年。
一九八八年﹐由于多年积累的因素，国内物价开始出现大面积、高速度、大幅度上涨。后来人们在对这一时期进行总结的时候认为，当时的领导层对这一情况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因为就在这同时，政府还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开始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这些引起了人們的恐慌，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国内发生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并且愈演愈烈。挤兑和抢购，造成了储蓄的大幅度下降、物价更快地上涨，人民币大幅贬值，政府不得不多发票子。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带来损害，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稳和政治不稳，再加上不断有“官倒”等**现象曝光，人民的不满变为激愤。在诸如此类的诸多原因的促成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中国社会陷入建国以来仅次于“特殊时期”时期的混乱状态。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9年的国际局势。这一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在后来的两、三年时间中，这些国家执政多年的**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地下台，实行了多年的以**一党执政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相继崩溃，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国家解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这一切，居然时间上如此一致、行动上如此整齐、结果上如此相似！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世界两霸中的一霸、曾经是那样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的苏联国家，一眨眼就四分五裂、灰飞烟灭了；刚刚还如此气势雄壮、队伍整齐、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即土崩瓦解、踪影全无。人们一觉醒来后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瓦砾。冷战的历史在这悲壮的喧嚣中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几乎是在所有人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来到就来到了！世事真是难测啊！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化，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已经发生的情况使许多人毫不怀疑事件的多米诺效应，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如出一辙，苏共与苏联尚且如此下场，一直步其后尘的**与中国自然难逃此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仅仅基于表面现象而完全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的看法完全错了，其实欧洲发生的事情欧洲以外并没有发生。当然此是后话，在当时，不言而喻，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确实使中国**受到极大震动。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的局势，执政的中国**作出了快速而又果断的反应：首先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确立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又有效的措施；其次是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以消除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第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考虑和部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麼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每一方面都将会具体化为一系列方针与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虽然还没有出台，不过人们还是有了一些理由来产生这样的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并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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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是由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构成的。不同的社会系统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制度体系的性质与功能不同。从广义上讲，每一个特定的制度体系（社会形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相互间应该是协调的，作用应该是相互促成和互补的，互动应该是良性的。制度间的协调性和良性互动出自于制度的对称性。在制度对称的状态下，社会处于“全制度要素”治理状态，各项具体制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效用放大，此即所谓的“良治”状态。反之，在制度不对称的状态下，各种制度互相耗损，效用彼此抵消，社会治理就会出现混乱。社会是统一有机体，各个制度领域之间密切相关，如果这种相关是对称的，社会发展就是良性的。社会各个制度领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可能出现不对称现象。如果不对称出现，则发展就是不良的。不同的制度从对称到不对称再到对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迄今为止，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制度，这两大基本制度客观上必须是要有对称性的。这种对称性——人们一般称为“适应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对称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讲的制度的对称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新的经济基础起阻碍乃至消蚀作用。就目前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中国经济与政治这两大基本制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在制度对称规律的作用下，必将出现经济制度的逆向调节，以适应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要求。邓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警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的。
政治体制改革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客观地提出，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顺之则昌，不顺则必不昌。随着****的召开，春江又到水暖时，政治体制改革又将会有所动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为将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康积极地向前推进，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一番回顾、总结与思考，很有必要。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启动期，时间大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
这一阶段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邓老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一般认为，这个讲话应该被看作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老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也没有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概念，但讲话的内容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随着以邓老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形成，中国**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重新恢复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体现了这个党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预示着这个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9年，邓老在规划我国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时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2]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完善，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
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邓老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
这篇讲话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是：
1．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邓老在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在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2．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党和国家工作出现错误的根本原因。讲话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特殊时期’的十年浩劫。”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必要，也很紧迫。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5]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4．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认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老认为主要是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二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三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四是解决好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问题。此外，邓老还强调，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要特别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因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邓老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规定了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1年的全国县级直接选举；1982年的国家政府机构大规模的精简；1982年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设立顾问委员会；1982年颁布新《宪法》；1983－1984年对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改革，政社分开，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等。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时期，时间大约是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快的速度。1984年**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日益深化，国家政治体制已明显地与整个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形成对改革的阻碍。国际方面，苏联、东欧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且一开始就动作很大，来势很猛。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促动下，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
1986年这一年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同时设立了工作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1986年，邓老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老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7]他还讲：“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8]“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十三大勾画了改革蓝图，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对象、原则、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等内容作了全面阐述。
**十三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思想是：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大会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2．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大会规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律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3．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大会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只能遵循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科学地设计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大会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消除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只有坚持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
**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这表明，**领导人已经充分估计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迈出了基层民主实践的一大步；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并开始起草《国家公务员条例》，同时开始进行党政分开的尝试；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使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加强人大立法权与监督权、改进选举制度、建立社会协商与对话机制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这一时期，在**中央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时学术界、宣传理论界探讨、研究、宣传的最热点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宣传辅导材料如隆冬的雪花一般，铺天盖地飞来，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的热情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三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期，时间大约是从1989下半年到1996年。
一九八八年﹐由于多年积累的因素，国内物价开始出现大面积、高速度、大幅度上涨。后来人们在对这一时期进行总结的时候认为，当时的领导层对这一情况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因为就在这同时，政府还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开始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这些引起了人們的恐慌，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国内发生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并且愈演愈烈。挤兑和抢购，造成了储蓄的大幅度下降、物价更快地上涨，人民币大幅贬值，政府不得不多发票子。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带来损害，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稳和政治不稳，再加上不断有“官倒”等**现象曝光，人民的不满变为激愤。在诸如此类的诸多原因的促成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中国社会陷入建国以来仅次于“特殊时期”时期的混乱状态。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9年的国际局势。这一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在后来的两、三年时间中，这些国家执政多年的**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地下台，实行了多年的以**一党执政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相继崩溃，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国家解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这一切，居然时间上如此一致、行动上如此整齐、结果上如此相似！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世界两霸中的一霸、曾经是那样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的苏联国家，一眨眼就四分五裂、灰飞烟灭了；刚刚还如此气势雄壮、队伍整齐、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即土崩瓦解、踪影全无。人们一觉醒来后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瓦砾。冷战的历史在这悲壮的喧嚣中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几乎是在所有人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来到就来到了！世事真是难测啊！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化，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已经发生的情况使许多人毫不怀疑事件的多米诺效应，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如出一辙，苏共与苏联尚且如此下场，一直步其后尘的**与中国自然难逃此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仅仅基于表面现象而完全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的看法完全错了，其实欧洲发生的事情欧洲以外并没有发生。当然此是后话，在当时，不言而喻，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确实使中国**受到极大震动。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的局势，执政的中国**作出了快速而又果断的反应：首先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确立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又有效的措施；其次是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以消除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第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考虑和部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麼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每一方面都将会具体化为一系列方针与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虽然还没有出台，不过人们还是有了一些理由来产生这样的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并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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